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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维权拒绝悲情 艾未未和他的战友们

张洁平


　　八月十二日凌晨三点十七分十五秒，在成都“安逸158”酒店，艾未未的房间被一脚踹开。门上遍布伤口，是被警棍猛力捶打留下的。艾未未还没完全清醒，对涌入房间身着警服的人说了句：“你们执法要先亮证”，对方一拳就上来了。

　　四天后，艾未未在北京家中说起这段经历时，加了很多象声词：“咣一脚把门踢开”、“哐一拳打过来”、“脸哗地就肿起来了”。此时他的脸已经消肿，只是还显得疲惫。五十三岁的他表情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儿。精确到秒的挨揍全过程，已经整理出来，“今天就发上网去”。

　　四川之行，他本是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谭作人出庭作证的。

　　谭作人和艾未未一样，以公民身份自发调查512遇难学生名单，如今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并可能面临刑责；艾未未要证明，当局指控谭作人的地震调查“无中生有、捏造消息”，或者“诋毁党和政府形象”都不符事实。因为，在他们不约而同的、分别进行的、长达数月的实地调查中，超过五千名孩子的死亡是真实的，孩子家长的苦痛是真实的，对校舍质量的质疑和愤怒是真实的，学生死亡与豆腐渣校舍之间的关系也是真实的。

　　不过，刚到达成都的艾未未一行，还未及出庭，就经历了开头那一幕。

　　七八个房间同时响起的巨大捶门声刺穿整栋楼，四五十个警察包围了睡梦中的他们。那阵仗，仿佛缉毒或者追凶。此后，他和同行的志愿者们在酒店被困了十一个小时，一直到八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半，才重获自由。这一段时间内，距离酒店五百米外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谭作人案开庭与审结的整个“表演”已经完成。

　　谭作人在被关押138天之后，第一次开庭，控辩双方却没有一位证人到场。辩方律师浦志强和夏霖所邀请的三位证人：地质学者范晓与环境学者艾南山被挡在法庭门口，艺术家艾未未，则肿着脸被困在宾馆。

　　被困的十一个小时里，艾未未要求去了医院，与围住他们的警察无休止地争执，间中，用手机发出上百条Twitter信息，接受了20多家媒体，包括7、8家香港媒体的采访。“他们想把电话抢走，我要回来了。”

　　而且，他的房间里放了录音笔，从响彻大楼的捶门声开始，记录下了他与身着警服的执法人员之间每一句对谈，包括关于出示执法证件的盘问、关于打人了还是没打的争吵，“否则打完了之后他们会说谁打人了，谁看见打人了，他们真是很无聊，但我也得争啊，不能不争啊。你去听听，比任何话剧都好看。”

　　在此前由他发起，近百名志愿者参与的512公民调查中，这已经是许多人熟悉的艾氏风格：恪守理据的同时姿态强悍，精神气场强大，即使身处弱势，也绝非弱者；这样一来，对手看似强势的蛮横、暴力反到成了露怯的表现。

　　艺术家身份赋予了这位公民维权者特别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与互联网时代精神相应和，正在中国蹒跚前行的维权运动中，带来一种微妙的变化。

　　与以往背负沉重枷锁的悲情英雄不同，今天的维权者姿态更阳光、气质更年轻、表达更新鲜、心态更平和，这种弱势而非弱者、深情而非悲情的精神气质，让“维权”的样子不再是低姿态的争取，而是平等的诉求，甚至成为更日常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严酷的代价从未减少，可是，在这样自信而具有平常心的精神强者面前，他们的对手却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懦弱，而且狼狈不堪。

　　艾未未如是，谭作人如是，刚刚被正式批捕的公盟许志永也如是。

　　在浦志强律师的相机里，记者见到狱中谭作人的样子，短发，没有胡须，面容稍显苍白，但不算消瘦，镜头前总是在笑，气色看来很健康。与印象中总是黑衣黑帽、神情沉郁的那个孤身上路的男人很不同，也与网友印制声援T恤上，那张长发大胡子的侠客照片不同，隔着铁窗的谭作人，看来更坚持也更淡定。

　　第一次见到谭作人的浦志强一个劲称赞他：“汉子，真是条汉子！”

　　在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七月三十一日的起诉书中，谭作人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状则主要有四条：撰写《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与王丹联系；零八年六月四日当天在成都义务献血；512地震后“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

　　浦志强表示，在与律师的两次会面中，谭作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绝不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承担本不是他的责任。浦志强说：“谭作人说，凡是他说过的话，他全认。他在整个事件中不牵扯任何人，不出卖任何人，非常敢作敢当。另外他说，如果二十年后历史选择他来为当年六四的事情承担责任，他愿意把牢底坐穿；如果地震公民调查还家长和孩子一个公道，这件事情如果要负责，要判刑，他认了。” 浦志强感叹，老谭心态非常平和、达观。

　　去年十一月，亚洲周刊曾因为彭州石化环保事件采访谭作人，作为一个身处弱势的普通公民，他不卑、不亢、不抛弃、不放弃的姿态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反对在地震断裂带上建立巨型石化工厂，他与政府沟通，写公民建议书，未果；他与国保、公安部门沟通，申请散步，未果；于是，他发起最最低调的“和平保城”，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或者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以白色来表达拒绝，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

　　许多成都知识圈的好友并不认同谭作人的做法，激进者诟病他“过于温和”，也有人不明白，这样充满“行为艺术”意味的表达方式“有什么用呢”？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在成都，谭作人试图发动他那辆上百趟开进地震灾区的破吉普而未果，转身把车一点一点推到路边，让开通道的时候，你能看到的，却是他身上最平和但最坚持的东西。这么多年他的努力，从成都天府广场修隧道、一条小小柏水河的保护，到为石化工程迁址鼓呼、为地震遇难孩子呐喊，到因为香港一个不相干的政治人物马力触碰了他不能被歪曲的伤痛记忆，有感而发写下《广场日记》，他从来只是做一个公民能做的、该做的，并且把它做得漂亮，做得完整。正如艾晓明在《四川好人谭作人》中所写，他只是个好人，只会身体力行。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发起“七一罢网”的时候写过一篇博客，文中他写道：“我们变成今天这样处境，是因为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他们总是说，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做了之后又怎样呢？’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这样里的任何的抗争，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强权和暴力，更是那些更聪明的嘲讽者，他们无处不在的表现出世故圆滑，老谋深算，趋利避害。……他们都不善于动手做事，缺少想象力和幽默感，在质疑一切之后隐藏着自暴自弃。……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自我放逐者和自我恐吓者。”

　　从未见过谭作人的艾未未千里迢迢来成都挨拳头，为的正是这样一个遥远的同路人，他和他一样，有想象力和幽默感，勇敢，坚持身体力行，并且胸怀坦荡。

　　让谭作人很乐的事儿是最近收到的七八张明信片，上面都唤他回家吃饭。他问浦志强这是什么意思，怎么都说“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七月中旬开始，一句无厘头的网络流行语被应用于声援良心犯的运动，写着“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明信片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向关押良心犯的监狱。如果说幽默是精神力量强大的表现，有幽默感的维权运动也从“明信片”开始，在互联网世界渐成氛围。

　　福建网友郭宝锋是被“喊”回家的第一人。

　　郭宝锋因在网上传播“严晓玲遭轮奸致死”的信息，7月16日被福州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留。随即，网友“北风”等人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数以百计写着“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明信片从十数个国家和地区被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7月31日，郭宝峰真的获得取保候审回了家。

　　紧接着，谭作人所在的成都温江区看守所和许志永所在的北京第一看守所成了漫天明信片的下一个目的地。

　　网友“兽兽”说：“这个夏天，互联网上一声吆喝，‘×××，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仿佛全世界都是叉腰站在巷子口，声嘶力竭唤儿女归家的妈。”

　　明信片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效用，众说纷纭。郭宝峰并没有亲手接到一张明信片，但见到网络上不完全版本的备份后，他感动落泪。看守所会否因此受到压力，当局能否因此感知民意——“明信片运动”的倡议人之一北风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网友寄送明信片的行动本身，就是克服内心恐惧及自我救赎的过程。”

　　维权律师唐荆陵更指出：“‘明信片’就是‘民心片’”，他断言：“民主将从明信片开始”。四川作家冉云飞说：“他这两句话完美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场看似行为艺术的、给狱中维权人士和良心犯寄明信片活动的意义。”

　　就在谭作人案开庭、艾未未被打的同一天，也是八月十二日，公盟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法律博士许志永因“偷税”罪名被正式逮捕。而此前，他和公盟财务人员庄璐已经被公安带走两个星期。

　　这家中国内地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维权组织，被稅務部門指瞞報所得，需補繳稅款和5倍罰款，總額近130萬元人民幣。七月二十九日，在许志永被带走后，网友自发发起捐款活动，希望帮助公盟补缴税款，让许志永能够回家。

　　八月三日，公盟发布接受社会捐款用于旅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积极筹备资金，但八月五日，该账户却被北京市公安局冻结。

　　八月十日，公盟分别到地税和国税两个部门申请缴纳税务罚款，但都被拒绝，理由是：“没有法人代表签字，不能缴税。”

　　公盟的法人代表是许志永，他在牢里，不能签字，因此不能缴税，不能缴税，因此他不能被释放。——荒诞逻辑绕成死局，更多的人开始为许志永担心。

　　 朋友们说，许志永希望扮演桥梁的角色——在这个碎片化的、公民没有组织、无从表达的社会，许志永们的存在是冤屈满腹的上访者唯一可能与体制建立正常沟通的桥梁——“可惜的是，政府似乎不需要桥梁”。这样的桥梁完全切断，会是什么结果，许多学者已经提出警告，今年中国遍地开花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是个糟糕的预兆。时评作者刘天昭说：“这或许证明，公民维护自己权益的其他途径已经逐渐失效；而公众大概也逐渐意识到，敦促基层政府作为，群体性事件是有效的方式。如果中国的民间维权运动进入这样的逻辑，那么想要恢复体制内的其他维权途径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网民自发成立了网站“我为志永”（https://wezhiyong.org），他们的口号是“千千万万个志永，不在监狱，就在走向监狱的路上”、“每个人都可能是许志永”。这个网站随时更新公盟案与民间支持的一切行动。

　　而同时，公民捐款仍在进行，截至2009年8月13日，公盟（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帐号为主）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额为人民币845,783元。

　　没有人统计，究竟有多少明信片，寄到了“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501号北京第一看守所”，呼唤许志永回家。但是不断涌现的声援许志永的各种创意无限的公民行动，让许志永的同道者感到了温暖。

　　比如卖T恤的深圳网友张扬（Twitter用户名为digitalboy）在自己的购物网站上贴出了通告：“Rescue X 计划，捐50元，T恤买一送一”；还有“请为公盟捐款5元，本店就优惠6元”的活动，注解：“营销游戏，得到总比付出多”。

　　这个软件工程师、自由服装（FreeGeekTee）爱好者的T恤店主通过设计，笑眯眯地表达了立场。设计的襟章很简单时尚，只有六个字：“许志永，纯爷们”。

　　在北京时尚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简体中文版）八月刊上，许志永身着时尚衬衫，戴时下流行的窄款细领带，成为拥有“中国梦”的“时尚先生”。

　　这个出生于1973年的年轻法律人比谭作人和艾未未小了近二十岁，但他们拥有相似的强者精神和阳光气息。

　　在杂志中，许志永这样阐述自己的中国梦：「我希望我們是個自由幸福的國家。每個人不需要違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找到合適的位置；一個簡單而幸福的社會，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張揚，惡得到最大的抑制；誠實、信用、友愛、互助將成爲我們生活的常態，沒有那麽多煩惱和憤怒，每一個人臉上是純真的笑容。」

　　而此前的六月刊中，艾未未也以仰头望天的造型迈入“时尚先生”行列，他说：“公民社会不是什么高深的理想，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有时实现你的理想就像出生，需要通过一个黑暗的非常困难的甚至令人窒息的隧道，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

　　谭作人和许志永正在为这样的理想通过隧道；艾未未分享他们的苦难，完成着自己的坚持。当艾未未、谭作人、许志永的身份不是艺术家、杂志主编、海淀区人大代表，而使用一个共同的新名字“公民”的时候，他们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弱势者；但同时，在这个新名字背后，是潜规则如皇帝新装一样被戳穿的新世界，如艾未未所说，他们“用自己的語言消解舊的方式，用自己的態度替代成見，用新的表達覆蓋傳統的方式。這是新的生活因為是我們自己的方式。”

　　当许志永成为时尚先生，艾未未称自己为“八零后”，谭作人坚持自己“白色保城”的“行为艺术”；当雪片一般的明信片继续飞向黑暗的监狱，当各种坚持以幽默的方式继续，你会相信：黑暗的姿态只有一种，光明的样子却有千千万万。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


专访：公民艺术家艾未未

这社会最终会被光打开

张洁平


　　二零零九年，艾未未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以“公民”身份被大众了解，他的博客、twitter、饭否第一次被关，第一次被国保监控，第一次挨打……在此之前，他是混迹各个领域的国际著名艺术家，是“鸟巢”设计的中方顾问，是他不怎么愿意提及的诗人艾青的儿子。

　　为大众熟知的转型是从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始，艾未未和自發加入的志願者團隊成立了“5.12公民调查”小组，展开地震遇难学生名单调查。这项调查在艾未未的主持下持续近一年，共计百余人次的志愿者前往四川各个村镇实地考察，截至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调查报告显示：“共统计地震遇难学生总名单人数为 5194名，已核对确认4803名，尚未有能力确认的391名。其中165名是缺校名信息，226名是有校名但没有确认渠道。在确认的4803名单中，有 2590名有原始名单依据，包括教育部门内部的遇难学生花名册、政府慰问家属名单，乡政府一帮一名单，保险公司理赔名单、家长联合签名等。其余通过志愿者实地调查获得。”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下，艾未未和他的团队信守承诺，做到了他们能做的极限。这份详细的、带有温度的长长名单，和详尽记录下的百般受阻的寻访过程，被许多人称为“奇迹”。

　　有人说他太危险了，“要出事了”，他却要么笑说我家老头坐过牢，我还没坐过呢，嫉妒；要么认真地回答：“我能出什么事？谁能伤害我？作为一个人谁能伤害你？除非你自己，除非你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是你伤害你做人的问题。”

　　在四川第一次被公安打，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好的状态。他坦承过去玩了许多年艺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现在终于靠近了。他喜欢八零后的年轻人韩寒，因为他“玩儿得很好，热爱自己的事业，喜欢女孩儿，爱骂谁骂谁，谁也别给我来这套，生活很有原则”，他说韩寒像是黑暗屋子的裂缝里钻进一道光，“很确凿的，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最终有一天会被这些光打开。”

　　他说自己也是八零后，越活越年轻。“别着急，我现在是热身、起跑阶段，刚开始呢！”跑起来什么样？“肯定超出想象，任何事情如果没超出想象，我都不愿意做。”

　　艾未未的家兼工作室在京郊草场地艺术区，这里原来是他艺术团队工作的地方，现在进驻了许多年轻的512调查志愿者，完整的地震遇难学生名单贴满了整面墙。在这里，还生活着四十只流浪猫和七只流浪狗，这是艾未未生活的另一部分。与他访谈的进行中，一只蓝眼睛白色猫咪爬上桌子，枕着我的手，就这么睡着了。

　　为什么来四川为谭作人作证？

　　律师找我。我知道他被抓了，因为我们在做同样的工作。我觉得我和谭作人至少是应该同罪同罚的，甚至我比他做的还多，声音比他传得远。我们是一致的，道义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得出结论也是一致的。为他作证是没法推脱的事情。

　　如果你成功到达法庭，你会说什么？

　　我会清楚阐明学生死亡人数和豆腐渣工程之间的关系，证明谭作人的罪是不成立的。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问题。我是提前准备好去，让我作证或者不让我作证我都会去。我准备了十几个案卷的材料，包括我们的完整名单，包括对几千个家属的采访，有录音有录像，还有18个月的公民调查的所有日记，这日记里包含了调查的艰苦，政府的干涉，我们26个人都被抓进去过，有两个人被打，可以看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要抓谭作人。

　　艺术和你做这些事情的关系是什么？

　　艺术只是个表象，但你还有肌肉，还有血脉，这是不可分的。我从来认为，任何表达都是政治的，我以前的艺术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现在有些接近了。以前我也没这个话语权，后来玩博客玩大了。我确实是有预谋的。包括做艺术，包括在很多方面的声望，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坚实的平台，至少说出我想说的话。所有的公众平台，最重要就是为公众说话，我肯定是看见了这个钉子才去买个榔头的，没这个钉子，我手上拿着榔头干什么？

　　现在是你最好的状态吗？

　　是我最好的状态，尤其那一拳打我脸上的时候是我最好的状态。那时我想起我父亲七十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他们左翼准备搞游行，正在开会呢，国民党一群便衣、警察冲到屋子里，别人都不争执，就他争执，跟我一样。他刚从法国回来，还比较书生意气，满脑子自由、平等、博爱的，结果叫人家臭抽了几个耳帖子。打我那下我忽然想起这事儿，还挺有意思。他被判了六年，我和他还不一样，还没被判。

　　你愿意被称为艺术家还是公民？

　　那当然是公民，公民更接近，艺术家是太奇怪的一件事儿了，艺术家就好像称呼一个卖臭豆腐的人是卖臭豆腐的，这有点贬低的意思。公民我也不喜欢，叫一个人是公民……就好像叫一个人是人这样，也挺奇怪的。我也老爱用“公民”这个词，但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词。它是一个公民社会、民主社会的概念，它的含义和参与有关，承担责任。一切的政治最后要回归到个体生命的公平、平等上，这个说起来很简单，所有人类的理想最后无非是回到这个最傻的问题上。这个词在有些地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词并没有谈到更多东西啊，并没谈我们的精神处境、生活质量、存在的品质，它只是要求一个合理的秩序，这个秩序不是对每个人最有利，但是对每个人最无害。

　　你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不讲秩序的，是秩序破坏者。

　　对，我是最无秩序的，本来我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是反秩序的，颠覆的。但是呢，我现在又做最具体的事情，处理最细节的问题，而且很严谨。我觉得有效的秩序破坏者，必须是对秩序的最大理解的人。没有理解的破坏是没有含义的。很多人生来就愤青，我觉得那是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呢。我不太一样，我在各种环境下生活过，在压抑的极权制度下，我们家被发配到新疆二十年；后来一句英语不懂去了美国，而且是在文化层面上呆了十二年；后来回到中国，在经济变化中，看着一个国家利益集团怎么样把资源瞬间转化为个人权力的维护，怎么样让每一个人为他们的统治付出代价。

　　被盯、被抓、被打，这样的遭遇会让你觉得受到威胁，或者感到恐惧吗？

　　没有。我九三年回来是做了准备的。我八一年离开中国是准备永远不回来的，是绝望地走的。八一年星星画展，他们把魏京生判了，他是我们的朋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对这个国家最有情感的人，以特务罪被判，我觉得这个国家完全没希望了。九三年回来之前，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回来被抓起来怎么办。因为我在国外参与好多民运的事儿嘛。我想最多就是坐牢嘛。我父亲唯一让我嫉妒的就是他坐过牢，我还没有。虽然快了，但是还需要一定的努力。

　　第一次这么全面地认识中国的维稳系统有什么感受？

　　他们太不长远了。他们就是靠强大的机器，不惜一切代价在那儿挥霍。就好比他们要打死一个蚊子，后来就说把房子拆了吧！而且越补这个洞越大。你看谭作人做那么点的事，现在搞成多大的事儿。整个系统都要来弥补。这里很多事在预期之中，但永远会超出我的预期，这国家还有没有人当家啊，你会觉得。谁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哪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是蒙着你的眼睛和耳朵来打你的，偷你的，是捂着你的嘴来抢你的。这是很下流的恶行，很难改。自由、人权，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个国家变好能变成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变坏能变到怎么坏。我希望世界变好，是能给每一个人多一点施恶的空间，不要让所有施恶的权力都集中在政权身上。

　　你怎么看待你的志愿者团队，和像韩寒这样的八零后？

　　韩寒有年轻的直觉，自信。直觉是说简单的善和恶的评价；自信是说非常信任生命给你的这种权利，没有受到教育的破坏。他极大运用了生命原始的力量。而在教育、知识文化和人的本性的交换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失败的。我们的志愿者也都很勇敢，超出我想象的成熟和坚定。他们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警察要抓你，出租车司机要举报你，连网吧老板都要举报。经过几个月，他们都非常成熟。我相信一旦新闻自由了，他们立刻会转向好的一面，因为他们判断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他们的上一代人很多都放弃了，说没希望了，可他们是有判断的。


专访：辩护律师浦志强、夏霖

谭作人案庭审成儿戏


张洁平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谭作人案审判长刘菡槌声刚落，夏霖就指着法官林乔痛骂起来：“你自己觉得你对得起法官这个职业吗？你把老子们的证人名单骗到手又不通知！成都国保做的臭事，你又何必顶这个雷！”

　　夏霖向记者复述这件事时仍然气愤难平：“在庭上要尊重法庭权威，我不说话，下庭后积聚的那些愤怒全发泄出来了！”

　　在拥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夏霖和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看来，八月十二日，谭作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一场庭审，包括场内场外的种种“盛况”，都是非常草率、不尊重法律、甚至很儿戏的。在场内，证人不准出庭，律师说话被频频打断，几乎无法完整说出辩词，谭作人与妻女拥抱都未能实现；在场外，重要证人被打，十五岁的小女儿被隔离庭外，前去采访的香港记者被以“涉嫌藏毒”罪名拘押，冉云飞等几位重要关注者均在庭审期间遭遇警方强行传讯。原本一个地方案件，瞬时被升级为国际事件。“他们真有能耐”，浦志强笑说。

　　亚洲周刊专访了谭案的两位辩护律师，以下是访谈摘要：

　　关于“煽动颠覆”的罪名，控方主要列举了哪些罪状？

　　夏霖：罪状有四个部分：第一是广场日记，第二是和王丹联系，第三是广场献血，第四是地震。我们一一做了驳回。广场日记我们查明和香港民建联马力的言论有关，谭作人的文章是因他的言论有感而发；与王丹的联系这个问题，第一，谭作人和王丹之间是私人email，不符合煽动罪的公开、向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特性，第二，关于谭作人和王丹的政治关系，我当庭辩护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要说王丹煽动谭作人，还在情理之中，你要说谭作人煽动王丹，这就有点搞笑了。王丹既然已经是境外敌人了，煽动他干什么？至于广场献血，最终事实是为灾区献血。地震的“诋毁”言论，我们准备了最多的证据。书面辩护词我和助手夏楠刚刚完成，昨晚一点特快专递寄往成都。在辩护词末尾我引用了成都武侯祠的一句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用在此时，此案，又是成都，我觉得非常贴切。

　　作为辩方，你们提交了哪些证据？

　　夏霖：当庭成堂的是两份证据都是关于彭州石化，一份是谭作人写的《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报告，另一份是谭作人曾呈交成都市政府、人大政协的《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起诉书中没有提到彭州石化，但是我们担心他在庭上突然提起，所以做了准备。其它十八份证据是开庭前一天下午，我们和检察官进行证据交换是提交的，地震调查的证据，包括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天国娃娃》视频、香港电台铿锵集视频、地震期间《南方周末》、《财经》、《中国国家地理》对豆腐渣工程以及水利工程的调查等，还有四五份证据证明谭作人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环保人士，包括以前的人大提议等等。我们全部是原样举证。

　　证人为什么没能出庭？

　　夏霖：我们提出的三个证人都被拒绝。他们的理由是“与案子有没有关联性”，但这不符合程序，应该在当庭举证完之后，有没有关联性，法官判断，没有关联，不采纳就是了；在庭审之前，只能程序审查这个证人。比如是否年满十八岁，是否有足够表达能力，是否精神正常。结果三位证人，范晓和艾南山都在庭外，艾未未在宾馆被打。

　　浦志强：我们原本希望用三个尽量中性又有说服力的证人，来避免法庭紧张。三个证人只要有一个进去，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可证人都在门口。我们当庭又提出要求，他们还是断然拒绝，说证人和案子无关。简单来讲，这个庭审啊，既不想说清事实，也不想澄清法理。只要在闭庭结束，法官夹包就跑了。

　　法庭上的指控有什么问题？辩护困难在哪里？

　　浦志强：指控很模糊，比如你要说他诋毁政府，实施了什么行为？哪一个具体的行为诋毁了政府？是搞游行集会，还是干嘛？一打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材料，谭作人搞了个文件夹存在自己电脑里，控方就凭这个他自己收集的和他有关的作品。我们想知道，说512地震后谭作人发表大量诋毁党和国家的言论，究竟是哪一句话？他接受采访还说了很多好事儿呢，称赞党和政府救灾及时。

　　夏霖：而且谭作人是言论始终如一的，不仅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也接受很多国内媒体的采访。国内媒体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报道出来，是不是被宣传部门把稿子毙了，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控方单单拎出几个“敌对媒体”的访问，这是不是筛选证据？谭作人并不否认他接受采访的这些内容，但我们律师就要说了。从证据学的角度，这些东西你如果要作为证据，比如我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你认为有问题，你跟我打官司要把亚洲周刊的原件拿来，当庭出示；你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你必须拿出原始视频来，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你们这些都不做，谭作人自己把这些材料收集放在自己电脑文档里面，你们去把它抄来然后去指控别人，哪有这种事情？他在电脑里还可能说，我接受了月球电视的访问，你们也拿来做证据吗？如此重案，如何草率至此？

　　浦志强：这些话啊，也就是夏霖现在跟你说，我们在庭上除了辩护词，所有的话，没一句是完整的。你说了一半，他就打断你说我已经知道了，不要再说了。控方很不严谨，一直到10日还在补充证据，他们甚至把抓他的日子都搞错了，3月28日，一开始所有的文件写的都是3月27日。

　　彭州石化和六四问题在这个案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浦志强：当局对此次事件的关键，第一是绝对不提石化，这牵扯地方利益；第二是防止对豆腐渣工程的追究再次抬头。谭作人自己的分析是，抓他因为彭州石化损害了利益集团，地震调查损害了四川和国家的脸面。其实谭作人和国保一年要接触几十次，非常熟悉了。我个人觉得，这件事选择他来处理是经过谨慎处理后的选择。至于六四这个问题，我们为他辩护，也为我们自己辩护。这个问题，审判的不仅仅是一个谭作人。


兩岸免於恐懼的自由

邱立本


　　人民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是現代社會的特色。但要爭取到這種自由，卻往往先要經過“沒有恐懼的自由”的恐懼。

　　在臺灣風災過後，在馬英九被藍綠媒體和國際媒體炮轟得”滿頭包“之際，卻很少人關注到這位政治領袖，在八月十五日那天，出席一個參加者不多，媒體報道也很少的聚會。在這個追念殷海光，雷震和“自由中國”雜志的研討會上，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為國民黨政權當年鎮壓這些自由主義者道歉，並親自向殷海光的遺孀夏君璐表達歉意。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逝世時，馬英九才是臺大法律系二年級的學生。他沒上過殷老師的課，但肯定念過他的書《沒有顏色的思想》和《怎樣判別是非》，了解這位臺灣自由主義的先驅在五六十年代《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巨大影響力，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中的異數；他推廣羅素，海耶克等人的思想，甚至批評胡適在雷震被捕之後所說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馬英九也許從他的同學錢永祥，學長王曉波，王杏慶（南方朔）等人口中曉得，殷海光生前的最後幾年，不僅被禁止在臺大開課，還時刻都在特務的監視中，而殷海光的學生李敖等，後來也因文字賈禍，關進了鐵窗。

　　但這些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恐懼，終於被前仆后繼的民主運動所粉碎。今天臺灣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都平反了這一切，昔日的政治犯，成為今日被尊敬和追念的人物。他們坐過的冤獄，都可以獲得國家賠償；他們所受過的侮辱，都已被洗涮。

　　如果今天的臺灣可以，為什麼明天的中國大陸不可以。當艾未未為了譚作人案要上法庭作證前，被沖進他旅館房間的公安打了一拳之際，他會不會想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後，共產黨的領袖會為這一拳向他道歉和賠償？

　　也許艾未未沒有想到那麼遠，正如當年殷海光被特務包圍時，他也沒有想到國民黨領袖將來會向他道歉。但艾未未說他在這一刻並沒有恐懼，他只是覺得自己可以踏上了父親的生命軌跡，可以進去坐牢。他說自己一直“妒忌”父親（詩人艾青）有坐牢的經驗（他坐的是國民黨的牢）。如今艾未未已為自己的維權的行動，作出了心理上的鋪墊。

　　這就是一種快樂維權的心理結構。艾未未們揮別了維權的悲情，開創了新的空間。這也和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的氛圍相配合。民間的公民社會的力量澎湃，早已超越了那種哭哭啼啼，自怨自艾的心態，而是從精神的層次中上升，從歷史的高度賦予新的自我期許，了解公民的責任和承擔，終會創造一個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社會。臺灣的殷海光可以，中國大陸的艾未未也可以。